“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以往关于“全面二孩”的研究多采用实证调研和定量分析。作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了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模型，并试图给出促使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的对策建议。

摘要

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 促使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 有助于提高生育水平, 缓解劳动力短缺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立足扎根理论, 通过便利抽样与标准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27名西安城市女性进行深度访谈, 通过编码分析发现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模型, 为进一步把握未来人口形势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资料佐证。

关键词：城市女性;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扎根理论

为完善人口结构,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挑战, 中国于2015年11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以下简称“全面二孩”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国未来生育水平走势和人口发展态势, 《经济学家》杂志和巴克利先后对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做出过预测, 他们认为短期内, 中国的生育率会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中长期而言, 低生育率水平依然会持续[1]。“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 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 786万, 比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增加171万, 这与卫计委的预期目标有一定差距;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 723万, 比2016年同比减少63万, 人口出生率下降0.52%, 2017作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 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与中国卫计委所预计的2 023.2万人相差较大, 政策实施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理想水平, 这不得不引起政府、专家及学者们的担忧。

生育水平取决于人们的实际生育行为[2], 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实现过程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育意愿通常用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表达, 不考虑限制性因素。生育行为通常用计划子女数表达, 会考虑现实中的一些因素。西方人口学家邦加茨 (Bongaarts) 曾指出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实现过程中, 存在各种促进性因素 (包括非意愿生育、替代效应和性别偏好) 和抑制性因素 (包括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 [3]。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的生育转变不仅有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 还有生育政策的影响[4], 政策限制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并受哪些因素影响, 郑真真等学者利用地区调查数据对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和约束下中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5,6,7,8]。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 针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差异的状况及影响因素有无发生变化, 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王军利用2010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4]。靳永爱等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 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等因素造成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之间的偏离[2]。曹艳春提出基于SSM模型分析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行为的机制, 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 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行为[9]。梁宏在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重点考察了家庭经济基础、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家庭资源和支持因素对“准生”育龄妇女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10]。

以往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 研究方法多采用实证调研和定量分析;第二, 研究假设多认为女性是一个一致性的宏观整体, 未充分考虑女性个体差异[1];第三,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 关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动背离的研究还不充分, 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偏离方面的研究, 仍有拓展的空间。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通过对27名西安城市女性的深度访谈数据进行逐级编码分析, 构建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模型, 在充分了解女性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城市女性生育行为背离生育意愿的原因, 以深刻理解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 并给出促使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的对策建议, 以期能进一步把握未来人口形势及完善相关家庭政策。

一、研究设计

科学的研究结果建立在严谨的研究设计基础之上, 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工具的选定及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的设计。本文采取质性分析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通过便利性抽样和标准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对象的选取, 采用Nivivo11对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 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包括访谈数据整理、各类编码的提取及理论饱和度检验。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是一种规范的社会科学信息与情报处理方法[11], 在很多复杂认知的结构性探讨方面有比较好的适应力和解释力[12], 扎根理论作为质性分析中的一种科学方法, 指的是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 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联系然后上升到理论, 研究过程严格扎根于资料, 不掺杂研究者主观思想来建立理论的方法[13]。为力求深入细致地阐释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法, 在访谈中鼓励被访谈对象讲述内心真实想法, 笔者保持参与者的角色, 避免提示和引导, 访谈内容除文字记录外, 为了防止遗漏重要信息, 在征求被访谈者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录音, 访谈结束后, 整理文字稿。在整个访谈过程中, 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研究的饱和原则, 当受访谈育龄女性的想法中没有新的信息出现时, 即停止访谈。第二阶段依照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对调查所得的访谈资料进行三个级别的编码, 即: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归纳并概括资料中蕴含的概念类属和概念体系。第三阶段将已有理论和概念体系进行比较、回溯和精炼, 发掘能够链接概念类别的核心逻辑, 并形成对整体研究对象一致性的解释架构[14]。

(二) 研究对象

通过便利性抽样和标准抽样相结合的方法[15], 选取西安市27名育龄女性作为访谈样本。为充分满足质性研究对信息收集的饱和性要求, 在选择访谈对象时, 样本须满足21～42岁这个年龄区间, 这个年龄区间处在生育的选择窗口期[14]。在个体特征上, 为防止某类群体过分集中, 从年龄、学历、工作等方面确保样本的差异性, 最大限度地保证样本在年龄、学历和工作上的分散分布 (见表1) 。

表1 被访谈者资料

从表中可以看出, 受访者在年龄分布上, 21～25岁的育龄女性有2人 (占7.41%) , 26～30岁的育龄女性有4人 (占14.81%) , 31～35岁的育龄女性有14人 (占51.85%) , 36～40岁的育龄女性有6人 (占22.22%) , 41岁以上的育龄女性有1人 (占3.7%) ;在学历分布上,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育龄女性有2人 (7.41%) , 高中学历的育龄女性有4人 (占14.81%) , 中专学历的育龄女性有2人 (7.4%) , 大专学历的育龄女性有7人 (占25.92%) , 本科学历的育龄女性有8人 (占29.63%) , 研究生学历的育龄女性有4人 (占14.81%) ;在工作分布上, 全职妈妈有9人 (占33.33%) , 公司职员有5人 (占18.52%) , 教师有3人 (占11.11%) , 翻译有1人 (占3.7%) , 技术人员有2人 (占7.4%) , 超市员工2人 (占7.4%) , 自己开店的育龄女性有3人 (占11.11%) , 银行职员有1人 (占3.7%) ;理想子女数与计划子女数的差异方面, 受访样本中, 理想子女数大于计划子女数的有13人 (占48.15%) , 理想子女数等于计划子女数的有11人 (占40.74%) , 理想子女数小于计划子女数的有3人 (占11.11%) ,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有差异的有16人, 占到总受访样本的59.26%, 其中生育行为小于生育意愿的占到了48.15%。样本编号按照受访时间进行先后排列, 分别从01—27。

(三) 研究工具

结合已有文献研究, 为更好地聚焦研究内容, 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提纲。访谈要考察的内容如下:第一是受访对象的理想子女数量, 问题是:如果不考虑任何限制性因素, 您觉得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是最好的?第二是受访对象的计划子女数量, 问题是:您目前有几个孩子?您还准备生育吗?第三是受访对象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差异的影响因素, 在这个考察内容上, 只要受访对象谈论的是有关生育的内容, 就不通过问题打断, 只做好访谈记录, 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被访者对生育问题的体验和感受。每个样本的访谈时间大约为1个小时。

本研究采用Nvivo11对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 Nvivo11由澳大利亚的QSR公司研发, 可以将多种定性资料通过逐级编码, 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 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 是质性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分析软件。

(四) 数据收集与分析

1. 访谈数据整理

访谈数据的整理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对27个受访者的基本资料 (包括年龄、学历、职业等情况及笔者在访谈中的记录、访谈时间地点、受访者的态度及访谈内容等) 进行整理;第二步对访谈过程中的录音进行转录, 转录成功后把转录内容里出现的与研究无关的访谈部分进行剔除;第三步对受访资料进行初步筛选, 对21个受访样本的有效访谈进行开放性编码, 剩下的6个受访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的检验。

2. 数据编码过程

(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旨在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概念化和范畴化, 用概念和范畴反映原始数据的内容, 开放性编码的过程是将原始数据打破、揉碎并重新综合及抽象的过程, 研究者在开放性编码过程中应该保持开放心态, 从客观的立场上对原始资料本身呈现的状态进行编码[16]。本研究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概念化和范畴化后, 得到28个开放性编码, 分别是:祖父母支持、父辈压力、婆媳矛盾、原生家庭、夫妻关系、丈夫支持、一胎性别、孩子感受、孩子孤单、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养老压力、养育成本、教育理念、教育过程、喜欢孩子、不喜欢孩子、工作原因、生育年龄、意外怀孕、身体状况、儿女双全、传统思想、世俗压力、养儿防老、公共服务、房价、旁人观点 (表2) 。

表2 开放性编码中的初步概念化

(2) 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是通过分析开放性编码形成的初步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 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将其重新组织, 形成范畴并反映一定思想的过程[17]。这是在开放性编码基础上进行的二次编码, 通过主轴性编码, 确定了主要概念与次要概念间的类属关系。本研究根据初始概念化得到的自由节点归纳总结了12个范畴, 分别是:祖父母的影响、丈夫的影响、孩子的影响、收入原因、成本原因、孩子教育、性格偏好、机会成本、生理条件、传统观念、社会条件、周围人影响 (表3) 。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又被称为“核心式”编码, 建立在整个系统概念类属和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 是整个模型的核心, 所有级别的类属都围绕着核心编码形成有关联的整体[16]。通过深入分析12个主轴编码归纳出三个主范畴, 即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 (表4) 。不论是祖父母的影响、丈夫的影响、孩子的影响、收入的原因、成本的原因还是孩子教育都是家庭结构内部的因素, 所以这六个范畴归为家庭因素;女性因素指的是女性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决定生育行为, 是从女性自身考虑的, 包括性格偏好、生育年龄和生理条件;社会因素指的是社会观念、社会条件等原因给女性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是从社会层面考虑的, 包括传统观念、社会条件和周围人的影响。家庭因素、女性因素及社会因素各自关联着其他若干因素, 共同影响着城市女性生育行为的决策, 导致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离。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剩下的6个受访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的检验。检验结果发现, 对于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的三个主范畴 (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 已经发展完善, 没有新的范畴出现, 而且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初始概念。因此, 研究认为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得到的“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模型”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表3 主轴性编码中的初步概念化和范畴

表4 选择性编码中的主范畴与副范畴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从微观视角探析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 运用扎根理论从访谈资料的28个初步概念中凝练出12个副范畴 (祖父母的影响、丈夫的影响、孩子的影响、收入原因、成本原因、孩子教育、性格偏好、机会成本、生理条件、传统观念、社会条件、周围人影响) 和3个核心范畴 (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 ,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模型 (图1) 。研究发现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直接造成了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 各影响因素之间并不孤立, 当各因素叠加发挥作用时, 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偏离会更严重, 从访谈情况来看, 目前尽管已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但由于抑制性因素发挥作用较大, 造成了48.15%的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的现状。除此之外, 由于传统观念等促进性因素的影响, 仍有11.11%的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小于生育行为。

图1 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模型图

(一) 家庭因素

访谈过程中, 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提到了家庭因素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 集中表现在祖父母影响、丈夫影响、孩子影响、收入原因、成本原因及孩子教育六个方面。祖父母影响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18名受访者提到了祖父母对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66.67%, 研究发现祖父母在孙辈照料上的支持及父辈给下一代的生育压力能够促进生育行为, 但是婆媳矛盾会抑制生育行为;丈夫影响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6名受访者提到了丈夫对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22.22%, 研究发现夫妻关系是否和谐、丈夫能否给予支持能够影响生育行为的选择;孩子影响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11名受访者提到了孩子对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40.74%, 一胎的性别、孩子对于弟弟妹妹的感受、孩子是否孤单都对城市女性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收入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9个提到了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33.33%, 经济的压力导致城市女性对生育表示担忧;成本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5个提到了养育成本给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18.52%, 较高的养育成本抑制了城市女性的生育行为;孩子教育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7个提到了教育理念不一致、教育过程辛苦对生育行为带来的抑制性作用, 占到了总访谈对象的25.93%。通过分析家庭因素中六个方面的影响发现, 城市女性的关注点按占比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话, 祖父母影响>孩子影响>收入原因>孩子教育>丈夫影响>成本原因, 由此看来是否有人帮助照顾小孩是城市女性决定是否生育的重要因素。

(二) 女性因素

影响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女性因素主要包括性格偏好、机会成本和生理条件。性格偏好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6个提到了性格偏好对实际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22.22%, 这说明部分城市女性在决定是否生育的这个问题上, 充分考虑了自我需求;机会成本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7个提到了生育孩子给女性带来的机会成本, 占总访谈对象的29.53%, 包括工作无法兼顾、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等, 机会成本越大, 其对生育行为的抑制性作用越大;生理条件方面, 27名受访者中有5个提到精力不够、身体不好、生育年龄偏大或意外怀孕等生理因素给实际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18.52%, 生理条件会抑制或促进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离。通过分析女性因素中三个方面的影响发现, 城市女性的关注点按占比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话, 机会成本>性格偏好>生理条件, 这说明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 人力资本价值提升, 女性更希望能在工作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 社会因素

影响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传统观念、社会条件和周围人的影响。传统观念方面, 27个受访者中有8个提到了“儿女双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世俗压力”等给实际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29.63%, 这说明, 传统观念仍然对部分城市女性发挥一定的作用, 再深入访谈下去发现, 这些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城市女性多为一代城市人, 所谓“一代城市人”指的是父辈居住在农村, 从小在农村长大, 后因教育程度提高而留在城市工作, 其与二代城市人和三代城市人仍有较大区别;社会条件方面, 27个受访者中有6个提到了“教育资源”“医疗体系”及“房价”等公共服务给实际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的22.22%, 公共服务配套的不完善及房价的不断攀升抑制了生育行为的产生;周围人的影响方面, 27个访谈者中有2个提到了孩子同学家或邻居家养育两个孩子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周围人的感受会影响实际生育行为的产生。通过分析社会因素中三个方面的影响发现, 城市女性的关注点按占比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话, 传统观念>公共服务>周围人的影响, 传统观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仍然促使生育行为的发生,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会越来越淡化, 其促进性作用会越来越小, 会逐渐被抑制性作用替代, 所以要真正解决问题, 还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弥补公共服务缺口。

综合家庭因素、女性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来看, 家庭因素对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 因此在完善家庭支持政策方面要尤为重视。

 三、讨论及建议

促使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 提高生育水平, 对于解决劳动力短缺、缓解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发现,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 城市女性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81 (受访者理想子女数之和/27) , 访谈对象均未提到政策因素给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要促使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 需从家庭、女性及社会三方面入手。家庭方面, 城市女性非常关注孩子是否有人照料, 这就急需完善家庭支持政策, 大力发展托幼事业, 给予母亲家庭工作平衡的有效支持;另外, 要降低家庭在养育方面的经济压力, 以减少经济因素给实际生育行为带来的抑制性作用。女性方面, 城市女性对生育要产生的机会成本更加关注, 要提高实际生育水平, 就要降低生育给女性工作带来的冲击, 这需要家庭、单位和社会三方共同做出努力, 为女性重返工作岗位减少阻力并确保女性成长通道。社会方面, 要注重公共服务政策的完善, 包括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托幼服务体系的建立、扶持和完善、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等。房价方面, 要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 建立与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通过金融政策等方式稳定房价, 降低城市居民的城市居住成本。只有这样, “全面二孩”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才能迎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避免落入“低生育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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