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生命事件、地域性贫困与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机制研究 ——以大别山村为个案

婚姻问题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对男/女婚恋相关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关心的议题。通过对一个特定空间中“光棍”的研究，特别强调贫困等社会结构性要素的重要性，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不同空间中的人及其婚恋问题形成的具体语境，有着启示意义。

摘要

虽然心智障碍、身体障碍、行为障碍和性格障碍为主要表征的个体障碍因素是部分农村光棍群体的重要形成原因，但是，对于大部分农村光棍来说，社会障碍因素仍是其形成的主要方面。地域性贫困问题与光棍个体的负性生命事件在社会障碍因素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引入出生队列的考察发现，1987-1991 年间出生乃至1982年以后出生的改革开放世代，在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中快速步入光棍行列，他们的婚配困难与地域性贫困关联紧密。地域性贫困引致光棍的形成，是由本地婚姻市场和全国婚姻市场对地域性贫困地区农村男性的双重排斥而造成的，个体负性生命事件则会强化地域性贫困对光棍形成的挤压程度。

关键词：个体障碍；社会障碍；农村光棍；负性生命事件；地域性贫困

一、引言

与自杀问题相似，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到底是个体原因还是社会原因导致的自杀，[1]不仅考验社会科学家的智识，也成为长期困扰学者们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理论命题甚至是元问题。事实上，我国农村的光棍问题也体现出了这种理论上的张力。人们一般的常识性见解是，某人之所以会成为光棍，大体应该是某人自 己的个人原因所致，例如或长相差、或智力差、或社交能力差等等。又或者是，某人之所以成为光棍，与其个人无关，而主要由社会原因所导致，例如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婚姻挤压问题。那么，事实上光棍问题的形成到底是怎样的呢? 它是单一的个体因素或社会因素所致还是个体与社会因素并存所致?从分析层次来说，既有研究文献关于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主要是从个体视角、人口视角和社会视角三个角度切入。从个体视角来说，人们认为光棍个体的自我因素是导致其之所以成为光棍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包括：如特殊时期内多子家庭中作为“长子”的个体身份为其承担家庭责任提供了要求，从而造成其错过最佳婚配年龄而沦为光棍；[2]或者在多子家庭中，最小的儿子即幺儿子因为之前的兄长婚配过度消耗了家庭积累，等到幺儿子要成家婚配时，却无法从家庭内部获得有效支持而沦为光棍；[3]在村落微观环境中，亲代家风不好亦会传递负面效应给子代，从而导致子代在婚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沦为光棍;[4]当然，最直接的个体因素则是光棍自身的身心缺陷所导致的，何绍辉( 2010: 20-21) 在辽宁东村的调查发现，一大批因身体缺陷的男性青年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笔者此前的研究亦表明，在农村确实存在为数不少的身心缺陷光棍。[5]

从人口视角来说，学者们主要从婚姻挤压的理论框架出发，认为光棍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调，从而造成适龄婚姻的男子在婚姻市场中找不到足够数量的适龄女子进行婚姻匹配，长期男多女少导致婚姻挤压程度累加使得形势越来越严峻，光棍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多。李树茁、孟阳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口性别失衡治理的梳理指出，仅在2000年后的10年间，30-49岁段的未婚男性就增加了300 多万，致使 2010 年时30-49 岁段的未婚男性高达千万，而50岁及以上的未婚男性亦在2010年达到500多万。[6]姜全保、李晓敏、Marcus等根据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预测数据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婚姻挤压存在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其中，以年龄结构因素为主导致的挤压主要出现在 2010-2020年间，性别结构因素为主导致的挤压则主要出现在2020-2034年间，他们还预测至2034-2045年时，男性过剩将主要是性别结构作用的结果，年龄结构不起作用或仅起到减缓男性过剩的作用 。[7] 刘爽 、蔡圣晗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指出，大龄未婚问题的本质不是因为总人口分年龄性别比不平衡，而是女高男低，甲女与丁男个人条件优劣不同等级结构性失衡所致，且他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大龄未婚者来说，只是这一群体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一种暂时性状态，最终终身不婚者男性不到 4%，而女性不到1% 。[8]

从社会视角来看，农村光棍问题不单纯是个体问题或人口问题，其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因素有关。社会剥夺的视角表明，光棍的形成本质上与地区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有关，处于上层的群体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因而处于婚配市场的顶端，中层群体除了大部分在层级内部循环外，也有为数不少的女性试 图通过“上嫁”进入上层而不得从而成为剩女，中层男性即使有剩余亦可从底层获得婚配资源从而稀释他们这一群体的婚配压力，压力的层层传导最终导致底层男性沦为光棍群体。[9]陈文琼和刘建平从农业剩余积累的角度分析指出，处于婚姻市场末端梯队的中西部农村，大多都属于农业剩余稀薄的村庄，因为农业剩余稀薄，在家庭劳动力配置方面就容易形成不合理的客观状况，具体来说就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资源集聚方式和向家庭日常生活基本需要进行倾斜的资源分配方式的并存，削弱了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形成扎堆分布的光棍。[10]此外，诸如婚姻市场要价、[11]经济贫困、[12]区域差异、[13][14]结构边缘与文化排斥 、[15] 多重边缘者、[16] 代际合力[17]等分析视角或概念对理解农村光棍何以形成均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也丰富了从社会因素层面分析这一问题的知识容量。

前述既有研究从不同侧面深刻揭示了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但总体而言，视角相对单一，且往往存在一种暗含的二元对立的思路，要么过于注重个体因素，要么过于注重人口或社会因素。大多数研究也只是将光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忽视了不同年龄层级特别是不同出生队列的光棍是何以形成的。事实上，无论个体因素还 是社会因素或人口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光棍群体中，其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背后与光棍个体的生命历程以及社会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试图以一个村庄的全部光棍数据为经验材料，对此进行纵横两面的剖析，从个体障碍、社会障碍并存的角度全景式扫描光棍问题的形成，并试图揭示负性生命事件与地域 性贫困在不同出生队列光棍中的型塑机制。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以中部某省大别山村为个案，笔者于2019 年5月2日至 9日对该村展开了为期 8 天的驻村调查。根据学术田野伦理，大别山村是技术化处理后的化名，它只是位于我国大别山区的一个村庄的代称。在更早时候的2007年12月15日至 2008 年1月2日，贺雪峰教授曾在该村驻村调查了18天，并以该村为中心，组织了笔者所在团队研究人员在周围另外 5 个村开展了驻村调查。因此，对于当地的村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的了解已经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笔者本次调查属于专题调查，重点考察当地农村的光棍及其形成。

在资料收集方法上，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座谈会方法。深度访谈对象包括现任所有村两委干部以及12位村民小组长和老、中、青结合的光棍本人，座谈会的形式主要召集了40岁以上的9位光棍集体座谈。在对村两委干部和12位村民小组长深度访谈的过程中，除了深度访谈了解光棍的形成机制外，还以该村户籍人口花 名册为数据底本，对照名册核查了一遍该村全部光棍的基本情况。

在指标选择上，有几个重点指标需要交代。

第一个指标是 “光棍 ”，一般而言，人们通常将30岁及以上的未婚男子称为“光棍”，而在大别山村，当年龄跨越 26 岁时结婚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跨越 28 岁的门槛几乎就会沦为“光棍”，当地方言，一般用“寡汉”、“寡根子”代称。光棍的含义更多偏向于指称跨越某一年龄线后会终身不婚的男子，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不排除极少数跨越年龄门槛的男子仍能婚配成功，只是由于他们的数量极小，对总体样本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大别山村而言，笔者根据当地约定俗成的“门槛线”将年龄限定为28岁也即将 1991 年及以前出生的未婚男子视为“光棍”。第二个指标，是“时间”。在本文中，“时间”主要指“光棍”的“出生时间”和迈入光棍年龄门槛的“光棍时间”。以出生时间为指标，每五岁一段形成一个“出生队列”。以“光棍时间”为指标，每五年形成一个“光棍队列”。第三个指标，是“光棍率”1。所谓光棍率，即是指一个出生队列内光棍人数占该出生队列所有男子数的比率，用千分率表示。例如，假定我们调查的出生队列 A 有光棍人口 10 人，而出生队列A的男性人口数为100人，那么，出生队列A的光棍率就是 100.0‰。

按照前述指标的设计，以调查时间2019 年为截止时间，本文将光棍的出生队列划分为：947-1951; 1952-1956; 1957-1961; 1962-1966;1967-1971; 1972-1976; 1977-1981; 1982-1986;1987-1991 共 9 个队列。1946 年以及之前出生的光棍数量因年龄因素受死亡水平影响没有纳入本文的总体样本中进行考察。以国家统计局 关于 2015 年中国人均寿命数据估计为标准，其中男性人均寿命为73.64岁，本文的1947-1951年出生的队列年龄上限是72岁，处于国家男性平均寿命线以下，从而可以充分抵消因“死亡”水平对样本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以“28岁”的光棍年龄门槛计，本文样本最早进入光棍序列的时间是1975-1979 年间，此后依次为1980-1984;1985-1989;1990-1994;1995-1999;2000-2004;2005-2009;2010-2014 和 2015-2019 共 9 个时间序列。

三、光棍的形态学

(一) 基本概况

以大别山村2016年的户口花名册为底本，通过详细核查后，该村1991年及以前出生的所 有光棍总计有114人，其中，1946年及以前出生的有5人，考虑到死亡水平的抵消效应，没有将之纳入本文的样本总量。所以，本文所收集的样本总量是 109 人，详细情况见表1。

从表1的数据来看，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大致的笼统把握，即大别山村109例光棍集中分布在1966年以前出生的人口和1982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中。其中，尤以1987-1991 年出生队列的光棍数最多，共38例，占比总体的比例高达 34.86%，其次，1962-1966 年出生、1957-1966年出生和1952-1956 年之间出生的光棍也是比较多的。从时间分布来说，不同出生队列所产生的光棍数量跟他们跨入光棍门槛的时间自然地是相对应的，所以，2015-2019 年、1985-1999年间是光棍比较多的时间段。

(二) 光棍的分类

仅仅只是笼统把握光棍分布的相关情况是不够的，基于形成原因对光棍进行形态学的分类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就非常必要。在本文中，笔者根据 109 例光棍的详细的生活史资料，按照其直接的形成原因进行分类。分类的步骤包括两个。

首先，是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分类。诚如我们开篇所说，关于光棍形成的原因方面，从社会学角度集中起来看仍然脱离不了“个人与社会”这个社会学核心的元理论问题所型构的框架。因此，笔者将光棍的形成首先区分为“个体障碍”和“社会障碍”两大因素所导致。“障碍”这个词，笔者选择对应的英文词是“disorder”，主要指某种秩序的失序或失调。从中文词看即是因“障”而 “碍 ”，也即因为什么“原因”而“妨碍”到什么秩序，“障”是阻止和妨碍某一秩序的“物”。当我们在讨论“光棍”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暗含了一条基本的“婚姻秩序”，这一“婚姻秩序”是指，任何成年男子或女子进入法定婚姻年龄后，按照法律和礼俗正常完成婚配从而进入“婚姻状况”中的“已婚”序列。因任何“障”而 “妨碍 ”到这一 “ 秩序 ”的实 现 ，就是这一秩序失调的原因。当然，在实际的用词指意过程中，“障碍”通常是合在一起使用的。

就光棍的形成原因而言，所谓个体障碍，即是指因为光棍个体的某些“障碍”因素而导致光棍之所以成为光棍的原因；相应地，所谓社会障碍，则是在个体障碍之外的因为社会的某些“障碍”因素而导致光棍之所以成为光棍的原因。在这两者所导致的光棍类型中，极少部分难免存在重叠的因素，也即个体障碍程度并不是特别深而同时可能兼具社会障碍的案例，对于这种情况，本文一般按照个体归因的办法将其划分在个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类型中。其次，根据具体的经验材料在上述两大理论 类型之下进行经验分类。其中，个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类型包括身体障碍、心智障碍、行为障碍和性格障碍四种类型，而社会障碍所导致的光棍则主要包括地域性贫困和负性生命事件两种类型。当然，这六种类型只是穷尽了笔者在大别山村所收集的光棍个案类型，但不能说是穷尽了所 有光棍的类型。在个体障碍的四种类型中，有少数存在身体障碍与心智障碍同时并存的情况，对此，笔者依据哪一种情况更为严重从而导致光棍之所以成为光棍来进行归类。

四、个体障碍与光棍形成

(一) 心智障碍

心智障碍所导致的光棍是指光棍因个体自身所存在的心理或智力疾病而造成其进入适龄婚姻年龄后仍无法婚配成功的光棍类型。在民间社会中，这一人群也有相应的“污名化”的歧视称呼，如精神病、神经病、傻子、痴呆等等，大别山村的村民更喜欢用俗称“天地人”( 分不清天和地，傻乎乎，懵懵懂懂) 来代指这一群体。

个案1：

ZL，1988年生，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狂躁症，读初中后发的病，他什么人都打，父母也被他打，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

个案2：

SZY，1966年生，患有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长期在外流浪。在大别山村全部个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中，心智障碍类型是排第一位的，其占比达到全部个体障碍光棍类型的56.41%( 22/39) ，超过了一半。在总体的全部光棍中，这一类型的占比也达到了20.18%(22/109) 。

(二) 身体障碍

身体障碍所致的光棍主要是指因为身体某一器官残疾而无法婚配从而沦为光棍的类型。聋哑、眼盲、手脚残疾、身高特别矮小、性器官功能障碍都更容易导致男性婚配困难。

个案3：

HXF，身材特别矮小，身高不足1.3 米，他会理发，但当村民坐在椅子上理发时，他需要拿凳子垫着然后站在凳子上才可以够得着村民后脑勺。父母条件尚可，家庭条件亦可。有一个哥哥且结婚了。

个案4：

ZYF，1947年生，生殖器官疾病，阴茎无法勃起，且包皮过长，其人相貌长得挺好，他在20岁时谈过一个对象，因为无法勃起，相处一晚上后，女方第二天离开就没再来了。身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在个体障碍中排第二位 ，占比为30.77 % (12/39) 。

(三) 行为障碍

所谓行为障碍所致的光棍是指光棍本人的 行为与社会常态的行为规范是相违背的，从而导致光棍成婚困难。它集中表现在性行为取向偏差和违法犯罪方面。

个案5：

DGS，1959 年生，有同性恋倾向(或厌女症) ，他只喜欢男的，不喜欢女的，看到男的，他就很高兴，说话都满面春风，笑容很多，且谈吐自如，头头是道，但一看到女的就紧张、烦闷甚至莫名生气，村民为了戏弄他，有时故意说要给他介绍女的做老婆，他闻之就很恼怒，且不说话，把头往一边梗着偏。

个案6：

ZQB，1971年生，1994年在WH市务工时，因盗窃且涉案金额特别高被抓获后获刑 18 年，2012 年出狱后一直单身且仍在外地务工。行为障碍所导致的光棍在大别山村有3例，占个体障碍所致光棍的比例为7.6%(3/39) ，在全部光棍中，行为障碍所致光棍的比例为2.8%(3/109) 

(四) 性格障碍

个案7：

ZYL，1967 年生，他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暴力相向，年轻时务工带回过一个广西的妇女，还没结婚就开始经常打那位妇女，最后女人受不了跑了，他之后也没有再找，也没有村民愿意给他介绍对象，他一家兄弟五个，他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都结婚了，只有他单身。性格障碍所导致的光棍总共有2例，占大别山村个体障碍所致光棍的比例为5.1%(2/39) ，占全部光棍的比例为1.8%(2/109) 。

五、社会障碍与光棍形成

(一) 负性生命事件

在生命历程理论中，生命事件(life events) 与转折点(turning points) 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18]它是指在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诸多重要的事件，如结婚、生子、亲人去世等，这些重要的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形成转折点，正向事 件更可能带来强势累积，从而使得人的生命历程更加顺利，负向事件更可能带来弱势累积，从而使得个人的生命历程更加坎坷。

就光棍的形成而言，所谓负性生命事件，就是指在光棍的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某些负向事件，这些事件形成了光棍弱势累积的关键转折点，从而使得其在生命历程中的连锁反应中一步一步滑向婚配困境的深渊。

个案8：

HL，1988 年生。精准扶贫户。2014年暑假，刚从XN 职业技院学院大专毕业的 HL，遭遇到其父亲因突发癌症晚期在 WH 市 ZN 医院医治无效死亡的负性生命事件。当时，HL虽已“就业”，但实际上是被卷入传销，且掏光了家里 4 万多元的积蓄。HL家为准备他的结婚而修建的楼房也才刚刚开始装修。突如起来的变故，使得房子装修搁置，笔者今年( 2019 年) 去调查时二层以上的房间窗户仍是空洞洞的，砖墙也全是毛坯裸露。面对丈夫突然因病死亡而儿子又被卷入传销而没能回家奔丧，本已患有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HL母亲病情急剧恶化并随之半身偏瘫卧床不起，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HL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且育有两个子女，变故发生时主要是她在支撑，等HL回来后，她和HL姐夫就出去打工去了，HL则留在家里照顾失能的母亲。他当时在大学时谈的女朋友在他回家后不久就分手了，一晃五年过去了，他仍孑然一身。

笔者在访谈他时建议他改变下家庭策略，比如先让他姐姐在家照顾母亲，他出去务工并寻找机会先成家立业，但是，其姐姐确实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两难之下，他还是选择继续照顾母亲。笔者问他今后怎么办，比如婚姻问题怎么解决，他两手一摊说“愁，又不能扔下我妈，只能听天由命了! ”

个案9：

ZCH，1991年生，其母是原来的村妇女主任，2009年时其母与其父离婚，ZCH的父亲好赌，当时输了几十万元，10 年过去了他父亲到现在还没还清赌债，ZCH在浙江务工，做电焊，收入尚可，人也长得还不错。

类似个案9这样的案例，之前有研究将之归入 “家风不好”所导致的光棍的类型 [4]是有一定道理的。应该说，如果其父不好赌且不巨亏的情况下，从家庭条件和 ZCH个人条件来说，其成婚应该是比较有希望的。18岁时候遭遇父母离婚这样的负性生命事件，很自然地会对其即将步入适龄婚姻门槛时候的成家立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其父所负赌债则意味着亲代无法为其提供结 婚所需要的家庭积累。

个案10：

ZH，1984年生。ZH 的生母与其爷爷关系不好，龃龉不断，顺致其父母之间夫妻矛盾频发，最终其生母因无法忍受而离婚。ZH的继母属于带娃改嫁过来的，与其 父结成 “组合家庭”，并与其父在婚后生了一个弟弟，但其继母同样与ZH的爷爷关系不好，冲突不断，其爷爷则总怂恿ZH父亲离婚，ZH父亲因无法调停公媳矛盾，气愤绝望之下在1991年夏天喝农药自杀死亡，当时ZH仅7岁。继母再度改嫁，其爷爷去世后，ZH成了独户且一直没有谈对象。

个案11：

ZXL，1959年生，兄弟三个，二弟ZCL，1964年生，小弟ZBL，1968年生，他们的父母去世较早，其中，他们的父亲 1985 年因病去世，兄弟三个当年依次为 26 岁、21 岁、17 岁，他们的母亲亦在1987年因病去世。ZXL和ZCL一直未能婚配，小弟ZBL曾娶过一个丧偶后的妇女，生活时间很短，女的就跑了。从统计口径上说，兄弟三人有两个是光棍，一个是准光棍。

负性生命事件所致光棍在大别山村共有36例，占总体比例的33%(36/109) ，属于排序第一位的类型。应该说，负性生命事件所导致的光棍，从时间上贯穿了各时间段，也在各出生队列中均有所体现。一旦负性生命事件发生，就容易在光棍的生命历程中形成至关重要的弱势累积的转折点，其后的人生历程就犹如倒下的多米诺 骨牌，弱势累积的连锁反应最重要的就是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就笔者所调查统计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龄较小的光棍主要与家庭变故致贫从而无法为他们提供婚姻所需的家庭积累有关，而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年龄较大的光棍中，除前述个体障碍因素所导致的外，有为数不少的光棍都与家庭变故特别是父母早亡这类负 性生命事件有关。当然，在分布比率上，不同时间、不同出生队列中仍会有差异，笔者在后文会讨论到这一点。

(二) 地域性贫困

社会障碍所致的光棍的另一种重要类型是地域性贫困所致的光棍。地域性贫困是指某一地域在整体意义上属于贫困地区，经济条件较差，处于婚姻市场中的洼地。一般来说，老少边穷地区是最典型的地域性贫困区域。本文所调查的大别山村所在县就属于革命老区和国家级 贫困县，也是H省9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个案12：

ZSHS，1987年生，初中毕业，毕业后学了汽车修理，很会修车，技术不错，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在当地并不算困难，父母均健在且都年富力强，他本人长相各方面条件都可以。没有谈过对象，至今未婚。

个案13：

ZCHU，1990年生，他现在在北京务工，今年刚在城关买了房子，他各方面条件都算好的，经济条件在本地不差，之前谈过2个女孩，到了真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都提出大别山村所在地方不行，除非 ZCHU 能在县城买有房子，否则不可能考虑跟他结婚。今年(2019年) ，ZCHU家好不容易在县城买好房子了，但是，他的年龄也上来了。

个案14：

ZYC，1989年生，几年前他在大别山村所在县城务工时谈过一个安徽姑娘，姑娘跟他到大别山村家里一看，觉得地域太偏坚决不肯来了，其实，笔者所调查的大别山村算是靠公路最近且方便的村之一。前两年，眼见着年龄越来越大，村里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有心智障碍的姑娘，但他不甘心还是放弃了，宁愿继续单身。他目前仍在外务工。

个案12、个案13 和个案14 三个案例中的男青年，从经济条件、个人长相甚至为人处世等各种传统的择偶所需要考虑的情况来看，都是比较容易婚配的人，但最终却又都成为了光棍，其原因就在于地域性贫困。村民一个最直接的说法是，女孩只要来这个村，往位置稍高一点的山上一站，再往下一俯瞰，就无论相恋的对象说什么 都不愿意嫁过来了。无论是外地年轻女性还是本地人，他们越来越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如果要结婚，能接受的底线就是在大别山村所在县城有商品房，大别山村只能作为婚后偶尔调剂生活的地方，而不能作为栖生之所。地域性贫困所致光棍在大别山村共有34 例，占总体的比例为31.2%(34/109) ，属于排序第二位的光棍类型。但是，这种类型的最大特点是，光棍在年龄区间上呈年轻化分布。笔者下文会从更为复杂的角度考察这一特点。

六、光棍分布的常态与病态

对光棍加以研究并非是要让所有光棍都能成婚，这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与自杀问题一样，我们需要区分光棍的常态分布和病态分布。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地域社会中，一定数量和一定类型的光棍的产生是正常的，我们需要防止和应对的是病态的光棍分布。如何测量常态与病态，就需要从整体意义上的指标，而非从单纯个体的角度来观察。

透过图1，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类型在各时间区间中的占比分布情况及其特点。个体障碍所致的光棍类型相较于社会障碍所致光棍类型来说，前者的占比分布更为稳定，分布也相对更为均匀，后者的占比分布变化较大，随时间分布而有明显波动。个体障碍所致的光棍类型，在最近的15年的三个时间区间中都是很稳定的，其占比均为5.1%，其变化只是在不同的具体个体障碍因素方面有所变化。在全部时间区间分布中，除了1995-1999 年的区间中因为行为障碍因素所导致的光棍的出现而推高了这一区间的占比水平外，其余各区间中尽管有些小的波动但都仍然还是有一定规律性的。笔者考察这种变化大致要说明的是，个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属于“常态”分布，属于光棍分布中的“正常”情况。

社会障碍所导致的光棍类型，在1975-1989年间并不突出，占比较低。自1990年以后开始逐渐增大，2015年至2019年间处于恶化的状态，占比陡升到了51.4%。这说明，社会障碍所导致的光棍是“病态”的。从更为细致的角度看，负性生命事件所导致的光棍，在1990-1994 年、1995-1999年以及2015-2019年这三个时间区间中是比较严重的。更突出的特征是，地域性贫困所导致的光棍，在1975-1999 年间分布为0，也就是说，从1975年开始，到2000 年以前，大别山村无一例光棍 是因为 “地域性贫困”所造成的。2000 - 2009年间，地域性贫困这一社会障碍因素开始造成相应的光棍的产生，在2010年以后开始增长，且集中增长和分布于 2015-2019年间。

仅看时间分布还不足以抽丝剥茧的提炼出最终需要关注的问题。图2是各出生队列的光棍率的分布图。由图我们可以察知不同出生队列其总体光棍率以及各类型光棍率的分布情况。表2则是各出生队列中光棍类型分布占比的情况。

从每个出生队列的总体光棍率来看，从图2可以看出，1987-1991年出生的队列，其光棍率是最高的，比例高达361.9‰。大别山村总体水平在笔者所调查的区域是属于条件相对较好的，因此，如果据此推算，这意味着该区域每1000名1987-1991 年出生的男子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光棍。这批人目前大多数都还在外地务工，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们大多数都会返乡。毫无疑问，如此大的数量，外出务工则会对务工地的社会秩序有巨大压力，返乡以后则会对当地社会秩序构成巨大压力。

同样，结合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2015-2019年中的光棍主要就是1987-1991 年出生的 男性进入光棍序列的年龄门槛年份。而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得出的发现是，由图2可知，1987-1991年出生队列的光棍中，因为个体障碍而致的光棍并不多，相反，这一出生队列的光棍主要是由社会障碍中的地域性贫困所带来的。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地域性贫困所致的1987-1991年出生的光棍高达76.3%，可以说，从趋势上来看，这是构成理解这一出生队列乃至随后的1992-1996年出生的大龄未婚男性以及即将进入适龄婚姻主力的1997-2001年出生的人口的婚配问题的重点。

同样，在总体光棍率排序第二位的1982-1986 年的出生队列中，地域性贫困也是重要的因 素，其37.5%的比例高出了这一类型在总体分布中的比例(31.2%) 。总体光棍率排并列第二序位的是1957-1961年出生的队列，这一队列中主要的社会障碍导致 光棍的因素是负性生命事件，占比达到了53.8%。

除此之外，从图2可以看出，在其余队列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队列中，总体而言，个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更多，而社会障碍则主要是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所造成的。特别是从1947-1971 年间出生的所有队列中，个体障碍所致的光棍几乎都超过各自队列的一半以上，且因为心智障碍而导致的光棍在 1947-1956年间出生的人口中超过一半，在1957-1961 年以及1967-1976年之间出生的人口中几乎超过或接近三分之一。

所以，要而言之，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世代来说，除了负性生命事件所来带的光棍外，其他个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大致与当时的医疗与疾病控制水平、生活水平等相关。随着这之前的世代逐渐老去，他们不构成我们要解释的重点。相反，对于1982年及以后出生的光棍来说，也即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世代，理解地域性贫困是如何导致他们成婚困难并最终沦为光棍的，既是我们需要解释的重点，也是把握未来农村光棍发展趋势的关键点。

七、地域性贫困、双重排斥与光棍的形成

叙述至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本文所发现的1982-1991年间出生特别是 1987-1991年间出生的光棍，他们的婚配是如何与地域性贫困所勾连起来的? 笔者将从婚姻市场与双重排斥的角度对此做些讨论。

笔者此前的研究亦指出过，在全国性婚姻市场中，光棍所在地区与之外的地区虽有流动但多属于非对称性流动，也就是说，流出的女性多，流入的女性少，从而加重了本地婚姻市场中的挤压，使得男子成婚更困难。

在大别山村，当前的婚姻市场仍然是由本地婚姻市场和全国婚姻市场构成。在本地婚姻市场中，若要婚配成功，主要取决于三点：亲代所能提供的支持、青年男子本人的综合条件以及婚姻消费的能力。在亲代所能提供的支持方面，首先，双亲均要能健在且身强力壮、年富力强，无论是在本地谋生还是外出务工，都具备经济生产能力，能为家庭发展提供收入积累，简要说就是，亲代必须是市场主义下的 “正资产 ”而非 “负资产 ”或 “负担”。其次，亲代在当地的为人处世必须要好，至 少不能有为人处世的“污点”。

在青年男子本人的综合条件方面，首先是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有一份正经工作，有至少一门靠谱的技术，从而能够在婚后不仅能维系家庭 的运营，还能让女方能够看到家庭有发展潜力。其次，要会为人处世，能说会道，会疼人，会哄人，具备良好的社交能力。第三，外貌要过得去，身高、面容、身体素质等外在方面决不能有“硬伤”。

在婚姻消费能力方面，主要由代际合力来完成，亲代与子代在这方面如果是双强，那么，子代的男性就会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很有竞争力; 亲代或子代任何一方具备压倒性的强从而可以掩盖 一方的弱也是可以接受的; 亲代和子代如果双弱或者任何一方是另外一方的“负资产”或“负担”，那么，子代的男性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就没有竞争力。

在大别山村，婚姻消费能力的大小与家庭能 否支付得起婚姻消费所需要的“钱”有关。婚姻 消费的“钱”集中在两“大项”。第一大项是彩礼。彩礼在2000年以前与当地收入水平基本匹配，其后开始缓慢上涨并逐渐超出当地一般意义上的收入水平，从几千元不等上涨到上万元。2010年以后，彩礼开始急剧上涨，在2010-2015年间，大致在4-8万元不等。2015年左右以来，10万元属于“起步价”。婚姻消费第二大项是在县城买房。大别山村所在县城商品房价格最近五年里大约在均价每平米3000 元至 4000 元不等的区间浮动，作为结婚用房，面积一般都是需要购买100 平米左右的三居室才能满足婚后家庭的生活和发展的需求。这意味着住房消费方面仅毛坯房购置就得在30-40万元不等，一般的农民因为没有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就是想按揭贷款买房也有难度。除此之外，即使购买成功了，房屋的装修普遍需要花费10-20万元不等。

如此算下来，能够在本地婚姻市场中成功婚配的，除了前述第一和第二点都处于优势外，代际合力起来为婚姻消费至少得积累储蓄 50万元左右，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向亲朋好友多少借贷一点应急，也才有可能顺利结婚。在一个深度贫 困地区，50 万元的储备积蓄，就算是每年积累5万元，也需要10年时间的代际合力才能完成。而在完成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代际两代人在这一段生命历程中 都要 “风调雨顺 ”，否则，任何一方在其中出现“负性生命事件”，就会形成 关键性的弱势累积的转折点而很难再有翻身的可能。

在大别山村，能够基本满足( 很难说是完全 满足) 上述三个条件的家户约占一半。这部分人 基本上可以依靠本地婚姻市场完成他们的婚配，详细情况笔者以 1987-1991 年出生队列的婚姻 状况为例，见表3的数据。

从表3的数据来说，50.5%的这一出生队列的人能够在符合前述三大条件下依靠本地婚姻市场解决婚配问题，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另外49.5%的这一出生队列的男子事实上是被本地婚姻市场挤压排斥出来的。当然，在依靠全国婚姻市场婚配成功的13.3%的人中(就大别山村而言，外娶媳妇来源地主要集中于安徽、河南、四 川、湖南、贵州、江西几个省份) ，有40%左右( 6/14) 的情况大致也是可以符合本地婚姻市场成婚要件的，或者说以他们的条件即使不在全国市场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也很有可能可以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娶到合适的女性。那么，实际上的水平可能是，能够依托本地婚姻市场解决婚配问题的情况约54.1%[(53+6) /105]。当然，这只是基于大别山村最精确的数字得出来的，因为大别山村差不多是该村所在镇各方面条件最好的四个村之一，所以，就整个区域而言，完全能够依靠本地婚姻市场解决婚配问题的当在40%左右，60%的 人会被本地婚姻市场挤压排斥出来。

在本地婚姻市场中被排斥出来的男性，他们中约10%-15%左右的人，最终能够依托全国婚姻市场中那些条件与之基本相当或比之还要差的地区来完成他们的婚配。剩下约2%-5%左右的会因为个体障碍而本来就无法在两种婚姻市场中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余者，最终因为地域性贫困而在全国婚姻市场中的洼地效应中被再度挤压排斥，从而即使个体条件等各方面都还尚可的情况下却也沦为了“不知不觉”的光棍。在上述背景下，在地域性贫困所致的光棍之外，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则加剧了进入适龄婚姻年龄的男性在上述两个市场中的被挤压排斥的程度。所以，我们会在实际情况中看到，1987-1991年间出生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世代，为什么会在最近10年中尤其是最近5年中快速步入光棍行列。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已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可以预想的是，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地域性贫困的问题终将得到彻底解决。但是，这需要时间。不仅需要未来的时间，就是立足当下来看，之前的很长时间段内所形成的地域性贫困所造成的社会障碍式的光棍已经形成。随着他们的年龄由而立往不惑之年转换，年龄效应本身 会对他们的婚配困难形成挤压排斥。除了极少数人有可能在未来成功婚配而化解个体的困境外，作为总体意义上的光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很可能面临终身不婚的结局。因此，如何防范他们在人生的中年阶段对社会可能构成的潜在风险压力，以及如何为他们步入晚年的后的生存生活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兜底，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课题。